首页『百事平台』娱乐招商注册_首页 顺盈电脑挂机下载有朋自欧洲来,带来一套玻璃花瓶。他说此花瓶出自意大利穆兰诺岛,一位著名的玻璃工匠之手,价格不菲。
天地良心,我真比窦娥还冤,刚才报的价格,已经是我咬着后槽牙蒙了个天价了,想当年我们出口这款花瓶,比我刚才的报格,整整低了20倍。
朋友手中的这几只玻璃花瓶,颇多瑕疵,只能骗骗他这样的外行,这样质量的产品在国内,早就当做废料打碎回炉了。
要不是后来我们自废武功,把曾经遍地开花的玻璃厂通通关掉,估计到现在,也就没欧洲人什么事了。
世界上那些没有多少文化底蕴的国家,都是历史“发明家”。笃信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如果可以,他们就敢信誓旦旦的说地球是他们发明的。
不知道是幸与不幸,玻璃被他们看中了,于是一口咬定,5000多年前使埃及人发明了玻璃。有样品作证。
有人质疑,黑曜石是天然玻璃,并不是人为发明的。他们就会言之凿凿的说,我们10,500年前编的竹筐,现在从土里挖出来还能装东西呢,何况黑曜石乎。
想想西方人真的挺能编。玻璃自从被埃及人“发明”出来之后,没过多久就忘了。
玻璃再次被人记起的时候,已经是公元前20年,罗马人说他们发明了用铁管吹制玻璃。
直到公元 43 年,罗马占领了煤炭资源丰富的英伦三岛,士兵们到处搜罗这些乌黑发亮的“宝石”,打磨后当做饰品,并美其名曰“英伦宝石”。
其实对这种事,我们一向低调,杭州出土过一个水晶杯,是公元前400多年制造的。水晶也是玻璃的一种,因此说玻璃器皿是我们发明的,也无可厚非。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发明了火药用来制造鞭炮,而西方人拿他们去制作枪炮。
我们发明了制造玻璃器皿,但这玩意儿制造工艺太复杂,生产成本太高,而且太易碎,尤其是喝茶时,滚烫的开水倒入玻璃杯,“啪”的一声,玻璃杯碎了,茶也毁了。远不如陶瓷来的实在。
所以我们的陶瓷制作工艺,那是杠杠滴,我们要说自己是第二,第一的位置就永远空缺。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欧洲,但欧洲国家面积普遍都小,国家小皇族就多,这些皇族在一起,不打仗的时候就喜欢攀比,拥有一件别人没有的玻璃制品,也能成为他们炫耀的资本。
威尼斯的皇帝更是不惜代价,将所有的玻璃工匠,都集中到与威尼斯隔海相望的穆兰诺岛上,出色的玻璃工匠不但有爵位,还可以娶皇室的女孩为妻。
正是这种不计成本的烧钱模式,才让玻璃器皿制造技术,在欧洲有了长足的发展。
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欧洲制造的玻璃器皿样式比较简单,且制作工艺比较粗糙,远不如同时代北宋的瓷器。
为了得到别具一格的颜色玻璃,欧洲人也是拼了,多贵重的物品,都会被当成着色剂,丢进玻璃溶液中。其中包括皇帝的金冠。
后来法国人发明了著名的雪花膏玻璃,小的时候还经常看到,拿一片在手中看太阳,红彤彤的,不刺眼。
雪花膏玻璃使用的乳浊剂是骨灰,为了得到足够的骨灰,法国人四处征讨,无数的俘虏和奴隶被杀掉,充当制造雪花膏玻璃的原材料。
这种残酷的杀戮持续了将近100年,后来有人发现,使用牛骨灰做乳浊剂效果更好,这种杀戮才逐渐停止。
当时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就是玻璃镜,1600年,法国王后玛丽·德·美第西斯大婚,威尼斯国王送来一面巴掌大小的玻璃镜作贺礼,价值竟高达15万法郎!
大观园里那中一人多高的玻璃镜,是法国人17世纪末才制造成功的,制造一面镜子,需要14个人足足干上一个月。在欧洲也是奢侈品,所以惜墨如金的曹雪芹,才会在《红楼梦”中,罕见的出现两次对这面镜子的记载。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玻璃制作工艺才得到飞速发展,几乎所有的化学家,都在为玻璃制造服务,最廉价的硫化着色,就是这个时候发明的。就是前些年常见的那些紫红色的药瓶。
另外化学家们也发现,在所有的玻璃着色剂中,蓝色玻璃和绿色玻璃成本最低,着色也最稳定。
所以我们现在走在大街上,能够看到的彩色窗玻璃,绝大多数都是蓝色和绿色的。
只因为这些彩色玻璃生产成本低,用黄金可以生产出非常漂亮的金红玻璃,但用金红玻璃制作工艺品可以,用来制作窗玻璃,就太奢侈了。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玻璃制作技术,和世界真的拉开了距离。窗玻璃、油灯、酒瓶、暖水瓶、电灯泡等等,玻璃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颐和园和故宫展出的文物中,玻璃工艺品不在少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清末,被欧洲人当做贡品的。
从这些展品也可以看出,在最近的二百来年中,欧洲玻璃器皿的制造,并没有太大的发展。
1917年,我国第一家玻璃器皿厂在大连正式投产,随后的几年里,在沧州、上海、重庆又陆续投产了三个玻璃器皿厂。
只能用人工吹制一些煤油灯、酱油瓶等大路货,而这些产品,欧洲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我们自己生产的玻璃制品产量低,质量差,成本居高不下。
为了压缩生产成本,玻璃工匠们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一个月只能拿到四、五块钱的工钱,甚至不及欧洲同行的百分之一。
国内的玻璃厂,在外国同行的打压下,过的步履维艰,只能苦苦的维持。再也没有多余的钱,用于研发,或者扩大生产规模。
好在国内对玻璃制品的需求量实在太大,外国货很难占领全部市场,国内这些小玻璃厂,夹缝中求生存,并不发愁没有订单。
解放以后,我们的玻璃生产技术得到长足的发展,但由于过去欠账太多,我们更着重大型玻璃厂的建设,主要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窗玻璃、瓶罐玻璃、保温瓶玻璃等等。
那些熟练的玻璃工匠,把更大的精力,用于生产制造玻璃仪表、仪器、无静电玻璃棒、锅炉管,气球模具等等。
当年有个叫张立邦的玻璃工匠,能够用1.5公分粗的无缝钢管,一次挑起78斤的玻璃料液,拔出直径40公分,厚0.8公分的玻璃管,这是个世界纪录,迄今也没有被打破。
随着时代的发展,电灯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要制作电灯泡,首先要制作玻璃泡壳。
1971年南皮灯泡厂筹建,张立邦负责玻璃泡壳的制造,虽然制造灯泡壳和生产玻璃器皿是不同的两个工艺,但殊途同归,在模具的使用技巧上,他们都大同小异。
丰富经验的司炉工,配料工,早被培养起来,为以后制造玻璃器皿,打下了丰厚的人才基础。吹制灯泡壳两个人一组,一个班次平均能够生产6000多个泡壳,放到现在,那是无法想象的,繁重的体力劳动。
1978年在全国吹泡壳比赛中,吹炮工刘立福,更是创下了一天单人吹制11,000个泡壳的全国记录。
当时有位轻工部的负责人在现场进行观摩,比赛结束后,他亲自给刘立福颁发了奖状,并兴奋的道:“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实现泡壳生产机械化,但依靠我们工人师傅冲天的干劲,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生产的需要。”
一时之间,刘立福成为各玻璃厂吹泡工的榜样,灯泡壳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而玻璃厂的熔炉,除非是拆旧建新,否则一年四季都是不能停产的,如何利用熔化好的玻璃液,避免浪费,成为厂领导最关心的问题。
1981年,26岁的彭庆云成为灯泡厂的厂长,他做过吹泡工,知道只要再细致一些,一盘玻璃熔炉的产值,至少可以翻上两番。
彭庆云的师傅是张立邦,虽然彭庆云已经做了厂长,可张立邦还是敢当众训斥他。
灯泡厂是国营企业,彭庆云自作主张,当时是冒了很大危险的。不过他年轻气盛,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没向上级要一分钱投资,一切都在暗中有条不紊的进行。
张立邦在景县找来了两个老朋友赵全云和李景宝。解放前,他们两个,曾经在大连日本人开办的玻璃厂里做工,后来逃回老家。
彭庆云去了一趟唐山,找到当时的河北轻工学校,请两个年轻的讲师徐妍和杨育兵,利用暑假,到灯泡厂做技术指导,负责玻璃配方的研发。
当时两个讲师只有二十多岁,也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心思,把书本上的理论和实践联系到一起,摒弃从前用氟化物做高温澄清剂。又利用硒钴混合脱色,代替传统的氧化锰。
经过170多次实验,终于拿出一个全新的玻璃器皿配方,制作出来的玻璃器皿,折射率,透明度、以及白度,都不亚于欧洲货。
可当时无论是彭庆云,还是两位讲师,对这个配方都不太满意,按彭庆云的话说:要想从人家碗里抢饭吃,就先要人家心服口服。
可是配方已经没有改动的必要,要想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就只能从改善原材料的品质上做文章。
经检验,国产的硼砂含铁量太高,改用进口的,品质最好的“马车夫”牌硼砂。另外石英砂的含铁量也超标。
好在邹县有酸洗石英砂,当时普通石英砂不过三四十块钱一吨,酸洗石英砂成本要高上十倍,但为了制造出优质的玻璃器皿,两位讲师和彭庆云自己筹集资金,终于弄来了20吨优质石英砂。
为了这个配方,两位讲师牺牲了两个暑假和寒假,40多度的工作环境,夏天通身是汗,冬天满脸煤灰。
徐妍当时男朋友都没有,她妈来南皮,看到宝贝闺女那埋汰模样,说什么也要带她回家,可最后老太太是流着泪自己走的。
徐妍千里追老妈,回到家陪着老妈吃了一顿饭,随后马上会南皮,并顺手拿走了老妈收藏的一只玻璃奶杯。
1985年,南皮灯泡厂制造的玻璃样品,在德国法兰克福博览会上拿了一个金奖,从此为国产玻璃器皿出口打开了渠道。
当时我们能够出口的东西并不多,所以省轻工厅对玻璃器皿出口非常重视,第一个外贸订单,就是他们帮忙拿到的。
订单是出口美国的,两款造型简单的啤酒杯,一款型号是RH704,报价1.1美元,另一款CH605,报价1.3美元,订单不限量,有多少出口多少。
当时一个青工的工资一天1.69元,另外一个月还有14.5元的副食补贴,女工多两块钱,另外还有6块钱的高温补贴,5块钱的全勤奖,收入不算低,由于效益好,平均每个月至少还能拿到一百多块钱的奖金。
徐妍和杨育冰两位讲师事成身退,现在很少有人能记起他们了。正是他们当年的执着,无意中开启了一个上千亿的市场。
当时哪有什么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那张珍贵至极的197配方,成为公开的秘密,凡是脑瓜活泛一点儿的,都会想方设法的把配方搞到手。
赵全云和李景宝不在编制,所以他们成为各地玻璃厂争抢的香饽饽,生产出口玻璃器皿利润可观,传统的小型玻璃厂纷纷改行,反正外贸订单有的是。
截止到1988年,四大新兴玻璃器皿出口基地基本形成,河北的沧州、承德,山西的祁县、闻喜。
当时生产玻璃器皿的工厂,大都是国营企业,注重信誉,产品质量有保证,订单源源不断。以南皮灯泡厂为例,订单居然排到了28个月后,扩大生产规模迫在眉睫。
现在的玻璃器皿,犹如一个刚被打开的宝库,不但自己人眼红,就连外国人也趋之若鹜。大量外资的涌入,致使大量合资企业横空出世。
灯泡厂早就放弃了灯泡壳的制造,开足马力,全力以赴发展玻璃器皿生产,同样的工人,在灯泡车间,与器皿车间的收入,能差上三四倍。
灯泡厂作为出口玻璃器皿的始作俑者,也被外资盯上,于1988年和德国一家老牌的玻璃器皿制造行业合作。
为了合作顺利,彭庆云将器皿车间从灯泡厂分离出来,利用城西一处废弃的砖窑厂,利用外资建起一家新的玻璃器皿厂。代价是安置砖窑上的下岗职工再就业。
德国公司显然并不想把最先进的技术提供给我们,他们提供的设备,大都是欧洲工厂淘汰下来的。
唯一能拿出来说道说道的,除了一辆四圈(后来才知道那是奥迪)轿车,一台罗罗公司的发电机,还有一个红外线测温仪,是个大手枪似的,据说当时国内还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
相比起提供设备扣扣索索,德国人派到工厂常驻的专家,倒是货真价实的,这些专家大都是罗马尼亚人,最好提起的人就是齐奥塞斯库。
外国专家每天都和普通工人一样,到车间劳动,内行看门道,他们确实都拿手的绝活。
彭庆云专门挑选了一些心灵手巧的工人,暗中偷着学习外国专家的技术。其实三分手艺,七分工具,没过多久,专家们从德国带来的,片刻不离身的生产工具,就被我们暗中都仿制成功了。
常驻工厂的外国专家一共五个人,一个负责验货,三个负责新样品的开发。还有一个负责玻璃配方。
当然他掌握的配方,都是些颜色玻璃及特种玻璃的,对玻璃厂来说,这才是最核心的机密。
这个外国专家名叫米彻(音译),是个德国人,他对玻璃器皿的未来,有独到的看法。
他认为异形玻璃器皿的生产制造,永远不会消失,异形玻璃器皿有三个特点,具有不可被替代性。
特点一是颜色鲜艳,有些颜色玻璃的制造,是特殊熔炼环境下才能完成的,不可能进行大工业生产。
第二个特点:造型复杂,一件产品上同时出现几个颜色,这样的产品只能通过手工制作完成,是机械生产不能取代的。
米彻保密意识很强,有自己的操作间,当然,他只是负责最关键的着色剂,他工作时,是不允许有任何其他人在场的。
但是有一个姓赵的配料工,用了两年多时间,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将米彻的一百二十多个玻璃配方,全部掌握了。
直到有一次,米彻不知什么原因,闹起了别扭,买机票回香港,并声称要中断合作。
但是工厂的生产却一天不能耽搁,彭庆云去香港,准备劝外国专家回心转意,工厂的生产,只能坚持一天是一天。
外国专家这次“罢工”先后有一个月时间,期间彭庆云苦口婆心,劝说他们回心转意,可米彻以日耳曼人特有的固执,不听任何解释。
就在这个时候,彭庆云接到厂里来的电话,所有订单都按时出货,新的订单已经排满十四个月。
感情没这些外国专家,我们也能自己干,彭庆云顿时有了底气,扔下几个外国专家走了。
几天后,外国专家也灰溜溜的回来了,米彻看到,工厂的生产按部就班,没有因为他的离开受到任何影响。
另外一直依靠进口的低温玻璃釉,工厂也独自开发成功,最让他吃惊的,欧洲刚研发成功的灰晶玻璃,在玻璃厂已经制造出大批准备发往欧洲的样品。
一切似乎都正常了,可玻璃厂却遭遇到最大的一次危机,生产技术部经理名叫陈方文,年龄和彭庆云差不多,炉台上的技术无可挑剔,他最热衷于收徒弟。
1993年四月,陈方文带着五十几个技术骨干,四个生产车间的主任,跟陈方文跳槽的就走了三个。
陈方文跳槽也有自己的理由,玻璃厂人浮于事,后勤人员比生产车间人还多,工厂门卫就有十五六个。
对这件事,彭庆云也有难言之隐,玻璃厂名义上还是国企,人事安排不是他说了能算的。
陈方文的出走对玻璃厂的打击是致命的,自从玻璃厂投产以来,整天喧哗的生产车间,突然变得冷冷清清,那些下道工序的工人,不少都哭了。
不过他性格刚毅,当时白手起家,把玻璃厂建起来,现在条件可比从前好多了,生产车间缺少技术工,彭庆云换上工装,后勤人员也纷纷走出办公室,充实到生产一线。
陈方文的眼光不错,没有后勤人员的拖累,没有退休工人的负担,他的玻璃厂红红火火。比在原单位赚得多多了。
彭庆云也没有一蹶不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玻璃厂,还是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设备先进,信誉好,知名度高,最关键的,是陈方文跳槽时,有两个人没跟他走。
还有就是那个姓赵的配料工,陈方文事先也找过他,可这小子挺狂,不肯认陈方文做师父。
对彭庆云来说,这次虽然伤了元气,却没有伤筋动骨,七八个月后,玻璃厂又恢复如初了。
玻璃厂利润可观,而且入门门槛不高,成为许多人觊觎的目标,私营玻璃厂如同雨后春笋,很快就呈遍地开花之势。
操作工的技术水平直线下降,工资却水涨船高。到了1996年,那些进厂一年多的大泡工,就能拿到至少800元的工资。
有个叫石相忠的大泡工,因为技术出众,每个月的薪水3000元,在九十年代,这绝对是令人羡慕的高薪。
新晋的玻璃厂老板们,不再热衷于技术开发,他们擅长彼此挖墙脚,到广交会去抢客户,抢订单,在玻璃器皿行业最兴盛的几年里,玻璃器皿的出口量超过陶瓷,是广交会上最靓的仔。
当时淄博有个外贸公司,拿了一个8×8×8厘米的玻璃方缸的订单,一口气找了二十多家玻璃厂寻求报价。
这款方缸的出口价格是10元多,最后宁津一位姓倪的玻璃厂老板,以1.05元的报价,顺利的将订单拿到手。
外贸公司竭泽而渔,玻璃厂为了利润,也拼命的压缩生产成本,原材料能省就省,只要便宜就可以,质检员是多余的,玻璃方缸只要不破就算合格。
彭庆云的玻璃厂也不好干,技术人员培养的没有流失的快。德国客商也失去了与他合作的兴趣,随便找家玻璃厂,报价都明显更便宜。
外国专家都撤了,好在颜色玻璃做的很有特色,算是一招鲜,不用和其他玻璃厂去恶性竞争。
不过工厂开始出现亏损,不是产品价格低,而是工厂的业务员,私下里将利润丰厚的订单都卖了,留下些难啃的骨头给自己的东家,这是块金字招牌,可千万不能让他饿死了。
彭庆云很乐观,他认为这种乱象,不会持续太久,用不了多长时间,那些滥竽充数的玻璃厂,就该成批的倒闭了。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阴谋,让他这么多年所有付出的努力,都为人作嫁。
1998年广交会,彭庆云带着几十款自主研发的新产品去参展,结果期间收到厂里打来的电话:由于彭庆云领导不力,导致玻璃厂出现亏损……经研究决定,免去彭庆云一切职务。
走的时候还是厂长,再回来被要求去看大门,彭庆云很生气,却又无可奈何,只能辞职回家养病去了。
他信奉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上任伊始,就摒弃传统的彩色玻璃器皿,而是建了一座能够连续生产的池炉,从此只制作高白料产品,正式开始与其他玻璃厂争抢订单。
回光返照一般,本来生产能力就已极度过剩的玻璃厂,依旧方兴未艾,新兴建的玻璃厂不计其数。
沧县有个不足千人的小村子,几年时间里,一口气建了17家玻璃厂,在山西一些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吴桥有个专门生产制造异形玻璃器皿模具的村子,村子里有上百家模具加工厂,模具厂昼夜加班,每天有六辆卧铺大巴车,从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出发,车上装的都是奇形怪状的模具。
曾经盛极一时的玻璃器皿制造,现在踪迹难觅,几年前新建的上万家玻璃厂纷纷倒闭,所剩无几。
值得一提的是,彭庆云辞职后也自建了一家玻璃厂,他不改初衷,他的工厂也硕果仅存,据说效益颇佳。
2016年,欧洲开发出一款名为瓷琥珀的玻璃新品种,售价是同类产品的20多倍。
辽阳几家玻璃厂闻风而动,却迟迟没有取得进展,欧洲人对配方的掌握,严格到近乎苛刻的地步。
直到有一天,一个负责内贸的业务员,带了朋友到工厂来看货。无意中说起这件事。
他那个朋友只看了一眼样品,就说小事一桩,随手开了一张配方,结果一举成功。
这件事成为业内的传奇,后来广交会上,辽阳的玻璃厂老板和彭庆云谈起这件事,彭庆云说:“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姓赵,我也找他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