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万和城娱乐〝主页 顺盈娱乐注册在人类历史上无数的工艺材料中，如果要选出最吸引人的一种，那么玻璃也会是其中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近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首个开年特展“异彩纷呈：古代东西文明交流中的玻璃艺术”，就将目光汇聚在这一历史悠久而迷人的材料上。本展以时间为轴共分“孕育与初生”“传播与融合”“绽放与辉煌”“西方与东方”四个单元，通过玻璃物质材料，以期展现人类的古代世界文明史、科技发展史、艺术史和贸易交流史的相关内容，从中窥见东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意义、以及中华文明的博大包容性与伟大创造性。

　　玻璃，是世界古代最重要的人造材料之一，乃由主要原料石英砂加上助熔剂和着色剂在一定温度下烧制而成的非晶态硅酸盐化合物，不同的元素会影响其颜色、熔点和强度等等。在遇热熔化时，玻璃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发生变形，甚至通过再次加热、熔化，进行进一步加工。作为一种原料，玻璃有着多种风险，不仅存在于制作阶段，也存在于制作完成后：玻璃的成形对时机的把握极其严格，而完成的玻璃制品又几乎是手工艺品中最容易损坏，且难以修补的。因此，玻璃被誉为“火与沙”的艺术，价值曾堪比黄金，是对古代人们的生活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伟大化学创造。

　　在公元前四千纪左右，两种人造硅酸盐制品施釉滑石和费昂斯（Faience），被作为类似玻璃的材料，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从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乌鲁克，到中国的新疆和甘青地区，流传于这片大陆的各个角落。而真正意义上的人造玻璃，诞生于约公元前三千纪，但迟至约公元前 16 世纪之后，各种玻璃制品才开始较多出现于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和两河流域北部的米坦尼帝国，以及之后的爱琴海迈锡尼王国和伊朗西南部的中埃兰王国。

　　公元前一千纪，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复兴了玻璃工艺。各种式样的“波浪纹”双耳或单柄玻璃瓶、玻璃人面或鸟兽坠饰及眼纹饰玻璃珠（俗称蜻蜓眼玻璃珠），是腓尼基或迦太基人的标志性产品。新亚述时期（公元前935- 前612年），偶见玻璃器皿和小件装饰品。横跨欧亚北非的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公元前550- 前330年），出产的玻璃器物是当时杰出代表，晶莹剔透的模制单色玻璃器皿和各种锥形玻璃印章等是其亮点。

　　眼纹玻璃珠 战国 公元前475-前221年 湖北荆州江陵马山砖瓦厂M2号墓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琉璃剑首 战国 公元前475-前221年 长沙市燕山街肉食水产公司8号墓出土 长沙博物馆藏

　　与此同时，西周工匠也在公元前11世纪掌握了费昂斯制作技术，在珠玉组佩中广泛使用，并融入中国的礼制，形成“白色的玉璜等玉器+红色的玛瑙珠或管+蓝绿色费昂斯或绿松石珠”组合。眼纹饰玻璃珠于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即出现于中国新疆地区，又于公元前500 年左右开始出现在中原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中。约从 春秋末期开始，玻璃珠饰、玻璃器物和玻璃工艺，由陆路、海路迤逦而至中原。在本土消化并根据东方的审美和需求再造后，中国古代玻璃工匠创造出如战国眼纹玻璃珠（俗称蜻蜓眼）、战汉铅钡玻璃、隋唐铅玻璃、宋元钾钙玻璃和清代官造玻璃的华彩，形成了独特的东方玻璃工艺体系和艺术趣味，进而影响朝鲜半岛和日本，无疑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碰撞、吸收和融汇的典型例证。

　　马赛克植物纹玻璃装饰板 东地中海地区 希腊化时期-罗马帝国初期 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

　　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5- 前30年）的玻璃艺术延续了古埃及的传统，在王朝末期出现的“截棒马赛克”玻璃工艺，是这个时期西方玻璃艺术的最大闪光点。“截棒马赛克”工艺可以批量制作纹饰内容和形状大小几乎一样的标准图形玻璃块，纹饰有人像、花鸟、几何图案等，发丝毕现、眼神生动、色彩鲜艳，异常精彩，用作镶嵌件镶嵌在不同底色的玻璃器物上，或制成马赛克玻璃容器。这种玻璃工艺技术迅速被罗马帝国继承和发扬。

　　玻璃盘 西汉 公元前202-公元8年 河北省满城刘胜墓出土 河北博物院藏

　　蓝色弦纹玻璃杯 西汉 公元前202-公元8年 广西贵港深钉岭（孔圣岭）12号墓出土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我国在战国中期实现了玻璃本地化生产，形成了与西方钠钙玻璃不同的铅钡玻璃体系。铅钡玻璃大量用于模仿玉器制品，还被用于铸造中国最早期的玻璃容器。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玻璃杯、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玻璃耳杯和玻璃盘，均是西汉时期中国玻璃器独特风格的代表，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出土20件成组铅钡玻璃编磬，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成组玻璃器。

　　马赛克人面纹玻璃饰 埃及 托勒密王朝-罗马帝国早期 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

　　展厅中，在一件埃及托勒密的绿色玻璃饰品上，精细地表现着希腊神话中酒神的侍从希勒诺斯（Silenus）。乍一看，用“精细”来形容这个头像似乎有吹捧之嫌，然而这却是照片带来的误解：作品的长宽仅有不到3厘米，且采用截棒马赛克工艺制作——这意味着工匠要为每一个色块制作专门的微小玻璃棒。到了公元1世纪，著名的庞贝城也出现了马赛克人面珠，而人面纹玻璃珠也同样能在我国新疆的营盘墓地看到。

　　11 玻璃胜形佩 东汉 25-220年 2001年广西合浦九只岭6a号墓出土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同时，中国南方的广西、广东和湖南等地，迎来了第三类钾玻璃的生产浪潮，其中又以广西合浦为最大宗。“拉制法”工艺制作的蓝色、绿色钾玻璃珠饰、单色钾玻璃弦纹玻璃碗等，较多出土于合浦汉墓中，昭示当时中国南方沿海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和南亚往来贸易之繁荣。

　　公元初开始出现的玻璃吹制工艺，是罗马人在玻璃器皿制造史上的最伟大贡献，并快速扩展到周边地区，东至伊朗和中亚，西至意大利和德国，南至埃及，北至叙利亚，使人们可以更有效率地制作更薄、更实用的各式玻璃器皿。吹制玻璃尚分“有模吹制”和“无模自由吹制”两种，颇有宝石光，从而呈现异彩。夹金银玻璃器物、分层玻璃、凸雕或凹雕工艺亦是罗马玻璃的特色品种。萨珊波斯的玻璃工艺承自罗马，然又别具一格，尤其是磨面玻璃器是其特有审美的体现，并东传至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

　　玻璃钵 北魏 386-534年 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群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汉晋至南北朝时期，东至扬州，西至新疆，南至两广，北到辽宁，都有外来吹制玻璃器皿的身影。史料记载，西方玻璃工艺于北魏初由中亚传入中国大同，一度于南北朝末期失传，至隋代又为何稠所复创，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的钠钙和铅玻璃器皿可为当时本土玻璃器皿成功恢复制作的例证。东汉南方沿海海上丝路贸易繁荣，根据东晋炼丹家葛洪记述，当时广州和交趾地区已经具备自制玻璃器皿的能力。越南、柬埔寨、印尼、泰国、缅甸等地出土的公元前后至7世纪的玻璃制品亦印证海上丝路繁荣的玻璃制业与交流贸易。

　　公元7世纪中期之后，西亚至埃及地区的玻璃器皿趋于实用性和世俗化。13-14世纪，叙利亚—埃及出现的施珐琅彩玻璃器可为一亮点。玻璃刻花、描金、多色、凸纹等装饰可见于这个时期的西方玻璃器皿，小件装饰物如玻璃手镯、珠饰等还可见到马赛克、夹金等罗马帝国时期的工艺技术。这时期玻璃装饰物出现的“折叠”（folded）工艺是一项技术创新，丰富了玻璃艺术的呈现方法。

　　乳钉纹单把长颈玻璃瓶 辽代 907-1125年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鼎盛繁荣的唐代，丝路畅通，大量西方玻璃器皿输入中国。其时，佛教在中国盛行，形成了将西方玻璃作为礼佛用具盛放舍利圣物入藏佛塔地宫的特殊传统，凸显其神异性，著名的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之玻璃器皿，经科技检测均为西来的钠钙玻璃系统。辽代统治阶层似乎对西来玻璃器情有独钟，内蒙古通辽市陈国公主墓、吐尔基辽墓出土玻璃器皿均是同时代精品。北宋又是中国吹制玻璃器的一个高峰，尤以佛塔地宫所出“葫芦瓶”最为普遍和特异，又有葡萄串、花口碗和鸟形玻璃器等。元代玻璃为钾钙玻璃系统，代表有甘肃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莲瓣纹蓝色玻璃托盏，余多为玻璃簪和珠饰等。从俄罗斯乌韦克古城、韩国新安沉船和石家庄史氏墓地出土相同的花帽玻璃簪来看，中国玻璃器物成为元代丝路交流的见证。

　　2022年值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此次展览中，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以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所藏325件套世界古代玻璃为基础，又得到中国多家文博机构的藏品支持。既体现了中日两国在学术研究与收藏建设上的长期努力与合作，也通过大量精美的藏品反映了人类数千年历史中不同地域文明间的互动交流。